华罗庚与陈省身（附华老的两篇文章 全部来自网络）

华罗庚与陈省身

    华罗庚和陈省身，20世纪中国数学的双子星。两人命运的曲线曾经相互交错，然后又南辕北辙，冥冥中有许多的机缘巧合让人着迷，他们的咫尺人生却隔若天涯的对比更值得把玩和思索。

常常看到关于两人命运的讨论，一些人似乎为华罗庚的命运抱不平，觉得他不该回国，他的学术生命被政治运动给毁了，他的参照就是陈省身，得出结论做人当学陈省身。且不说这种“马后炮”的言论对先贤并无多大意义，他又何尝正了解华罗庚和陈省身呢？陈省身的选择真是他这样读解的么？

    两个天才的两条人生路

两人几乎同庚，华罗庚1910年出生于的江苏金坛一个农民家庭，而陈省身1911年出生于浙江嘉兴的秀才之家。而江浙两籍也是民国所出精英最多的。出身的不同使两人人生的起步很不同，但有一个特点，都是少年天才。陈省身只念了一天小学，中学跳了两级，考上南开大学后，大学三年级就成为老师的助手。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后来到德国后只用了一年就获得博士学位。陈省身说他别的不会，只有数学学得还蛮好的。也不用很费力，他就超过了老师。可见是个天才。

相比陈省身的一帆风顺，华罗庚的经历则更具传奇。他家庭贫苦，没钱上学，并且因病成了残疾，几乎被埋没。如果没有《科学》杂志社和清华教授熊庆来的及时慧眼识珠，以弱冠之年赴清华，后果不堪设想。华罗庚也说过，他一个残疾人，要吃饭只有靠学数学。

1930年，陈省身从南开毕业到清华任助教，同时念研究生。1931年，华罗庚也被破例进入清华担任一个图书馆管理员。两位大师在青年时代第一次相聚在清华大学数学系。

都是少年天才，不免一时瑜亮。陈省身有回忆华罗庚的文章《我与华罗庚》，说他们之间有竞争，更是惺惺相惜的友谊。他们的竞争就是看谁发表的文章多，水平高。不过在清华的明星显然是华罗庚。或许是因为华罗庚的身世和经历太过传奇，为了他，清华大学一再破例——从一个初中毕业生被请到清华大学当图书管理员在先，从教工系统被破格转为教员系统的助教在后，后来又被保送出国留学，而且华罗庚学数学是非常用力的，起早贪黑，几乎把清华图书馆的藏书看了个遍。而陈省身的经历简单轻松，一步一步升学，对待数学的态度更为轻松悠闲。

他们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有趣的对比。学校里面数学分为代数、几何，而这两位大师就走向了这不同的路。陈省身说自己的兴趣其实是代数，但是他在南开的老师姜立夫和清华导师孙光远都是搞几何的，最后他在法国巴黎找到嘉当更是超越时代的大师。对于陈省身后来的成就，杨振宁有一句诗，把陈省身誉为几何学发展历史上，自欧几里德以来，与高斯、黎曼、嘉当一样，写入里程碑德人物。有人说，如果陈省身没有选择微分几何，而是选择了代数，那么整个数学的历史将会改写。华罗庚选择了解析数论。有人说华罗庚应该选择代数数论而不是解析数论，因为解析数论是没落趋势，是否如此我倒不清楚。华罗庚去英国剑桥，是为了追随数论大师哈代，可惜当时哈代已经不在剑桥了。华罗庚没有念博士，他认为念博士太专著于一个课题，他还是要像在清华图书馆里一样，要广泛研究，所以这位大师的最后的学位证明是那张初中毕业证书。华罗庚以后的成就的确不如陈省身。也没有人例数是否能够从毕达各拉斯以后，能够排到华罗庚。但是造成两人成就高度不同的原因却不是研究方向的选择和有无名师指点那么简单。他们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候，又先后回国了。陈省身于1937年回国，华罗庚于1938年回国，都任教于西南联大。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两位年轻的教授还是室友。据陈省身回忆，当时同室有三人，每天起来开开玩笑，非常开心。这一对朋友最后在一起的欢乐时光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就在这时，陈省身完成了全面微分几何，华罗庚写出了《堆垒素数论》。

战争结束前后，为了数学，为了不断进步，他们又出国了。这一次他们都选择了战后世界数学的中心——美国。

1943年，陈省身32岁。他接受邀请前往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从事数学研究。这一年，完成了关于高斯博内公式的简单内蕴证明，这篇论文被誉为数学史上划时代的论文，这是陈省身一生中最重要的数学工作，他也因此被国际数学界尊称为“微分几何之父”。其后在1946年又回国，短暂负责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的工作，担任代理所长。旋于1949年又去了美国。华罗庚本来也会是数学研究所的负责人，但是他在1946年到美国，而且也是在普林斯顿。

1948年，两人同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士，陈省身是最为年轻的。而比陈省身大一岁的华罗庚则是倒数第二年轻的，与华罗庚同庚的清华数学系同学许宝騄也在其中。当2004年，陈省身以93岁高龄去世后，当初的88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只剩下1903年出生的百岁老人贝时璋了。解放后，华罗庚成为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而陈省身则成为是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不厌其烦的例举两位大师的人生经历，无非是为了体会他俩命运之间微妙的关系和迥然不同的结局。陈省身回忆两人的最后一面：“直到1972年，我得到中国科学院邀请，我们才在北京会面，相隔二十二年。同顾前事，如在梦中。1980年他率团访美，过柏克莱时在我家住了两夜，相谈如旧日，甚畅。1983年他访问加州理工大学，我从柏克莱去访他，相距400余公里，自己驾车。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

回国还是不回国，这不是个问题

1950年，华罗庚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致所有海外华人的公开信，说：“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归去来兮。”而陈省身没有回来。此后对于两人的命运的疑问，甚至是拷问，是如此集中，又如此令人厌烦：

对于华罗庚，全世界似乎都在惋惜，包括现在的中国人。一个数学天才，放弃了优厚的研究条件，选择了回国，对他的事业，对于数学本身，是不是一种损失？如果他不回国，会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对于陈省身，则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有问，为什么华罗庚回来了他不回来？50年代有3000多位高级知识分子回国了，他为什么不回国？他为什么最后入了美国国籍？似乎回来是错，不回来也是错。以至于大师百年之后，这些问题还拿出来折磨他们。其实回来就好，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如果是爱孩子的母亲会这样回答的。即使华罗庚的后半生是一个悲剧，那这个悲剧并不是由一次“回国的选择”而造成的，因为这悲剧，同样折磨着陈省身。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华罗庚的主持下，陆启铿、谷超豪、王元、杨乐、张广厚、陈景润、潘承洞，这些人才相继脱颖而出。丘成桐认为，在“文革”以前，基本上中国数学已经接近世界一流。毫无疑问的说，要说中国数学，首先得说华罗庚。

但是人们的疑问在于，华罗庚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回国，结果把最大的精力用在了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上，而在纯数学上毫无贡献，等于结束了学术生命。到了大跃进，反右，直至文革，历次政治运动，连生存都是问题，奈何学术？

对于回国的决定，华罗庚是无怨无悔的，也是问心无愧的。至于能否为国效力，那是命运的安排，不是凡人能够逆料的。等事情发生了再用“值得不值得”这样的问题拷问华罗庚或者拷问自己都是没有必要的。有人甚至提出要走“陈省身的选择”的道路，无非给了某些贪图个人前途和享受的人“不回国”的借口，这种价值取向根本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为人不齿。

没有办法研究数学，华罗庚就花了很大的精力在全国各地的机关厂矿农村普及优选法和统筹法，也有善良的人为了突出华的贡献，评论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数学在大多数人中的普及运动，是“为百万人的数学”。也许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运动，也确实有很大的效果，但是总觉得既然也是“史无前例”的，其不可复制性或许说明数学本不是这样传播的。

对于陈省身的质问，如果了解了陈省身一生的轨迹，应该也会有答案。人们总是说陈省身的一生顺风顺水，是因为他善于安排和选择，最终在数学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他的这种顺利的人生用传记作者的话说，写传记也很难，因为太顺利了，也太平淡了，没有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故事性，相比华罗庚的传记那样充满传奇，充满坎坷的才好看。但是陈省身真的是如此顺利吗？他的内心就真的如此平静吗？

80年代，陈省身回来的时候已经在美国退休，但是他决定把事业从美国转回国内，以古稀之年开始第二次创业。用原南开大学副校长，也当过数学所所长的胡国定的话说，1981年回国时他说“叶落归根”，1985年南开数学所成立仪式上，他说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看了很多陈省身晚年在南开讲课的视频资料，不是一堂课，是很多堂课，有给本科生上课，有博士论文答辩，有数学学院的师生论坛……90高龄的陈省身蜷在轮椅上，那种专注的神情，有力的手势和至诚的话语，这个画面是令人震撼的。其中有一堂课，投影机上打的就是欧几里德，完全就是从最基本的内容讲起。让一个90高龄的老人，还要继续上课，从事教学和行政工作，老实说我于心不忍，以他的年纪和成就，这个时候在加州海滩边上的家里安度晚年，没有人能够说什么，但是他选择了回国，在美国加州的住所是气候宜人，十分舒适的，而定居天津一年后，相伴近60年的夫人就心脏病发去世了，对于年近90的老人来说，气候因素是很大一部分，可以说他几乎牺牲了晚年的一切。美国的数学因为他而复兴，这次他要用余生振兴中国的数学，我觉得都有些陈省身对待自己都有些残忍。

陈省身是有终身遗憾的，虽然这个遗憾不是他造成的，形势让他在80年代才回国。他感到自己回来晚了，他心中一定怀有对故友华罗庚的歉疚，有对祖国和人民培育的感恩。这样的情怀那些“选择论”的人是看不到的，但是在他艰难的行动和决然的表情分明地告诉我这一点。

附华老的两篇文章：

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朋友们：

道别，我先诸位而回去了。我有千言万语，但愧无生花之笔来一一地表达出来。但我敢说，这信中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一字一句都是由衷心吐出来的。

    坦白地说，这信中所说的是我这一年来思想战斗的结果。讲到决心归国的理由，有些是独自冷静思索的果实，有些是和朋友们谈话和通信所得的结论。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同样的苦闷，这封信可以做你们决策的参考；如果你们还没有这种感觉，也请细读一遍，由此可以知道这种苦闷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让我先从大处说起。现在的世界很明显地分为两个营垒：一个是为大众谋福利的，另一个是专为少数的统治阶级打算利益的，前者是站在正义方面，有真理根据的；后者是充满着矛盾的。一面是与被压迫民族为朋友的，另一面是把所谓“文明”建筑在不幸者身上的。所以凡是世界上的公民都应当有所抉择：为人类的幸福，应当抉择在真理的光明的一面，应当选择在为多数人利益的一面。

    朋友们如果细细地想一想，我们身受过移民律的限制，肤色的歧视，哪一件不是替我们规定了一个圈子。当然，有些所谓“杰出”的个人，已经跳出了这圈子，已经得到特别“恩典”，“准许”“归化”了的，但如果扪心一想，我们的同胞们都在被人欺凌，被人歧视，如因个人的被“赏识”，便沾沾沾自喜，这是何种心肝！同时，很老实的说吧，现在他们正想利用这些“人杰”。

    也许有人要说，他们的社会有“民主”和“自由”，这是我们所应当爱好的。但我说诸位，不要被“字面”迷惑了，当然被字面迷惑也不是从今日开始。

    我们细细想想资本家握有一切的工具——无线电、报纸、杂志、电影，他说一句话的力量当然不是我们一句话所可以比拟的；等于在人家锣鼓喧天的场合下，我们在古琴独奏。固然我们都有“自由”，但我敢断言，在手酸弦断之下，人家再也不会听到你古琴的妙音。在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谈“民主”是自欺欺人；谈“自由”是自找枷锁。人类的真自由、真民主，仅可能在真平等中得之；没有平等的社会的所谓“自由”、“民主”，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我们再来细心分析一下：我们怎样出国的？也许以为当然靠了自己的聪明和努力，才能考试获选出国的，靠了自己的本领和技能，才可能在这儿立足的。因之，也许可以得到一结论：我们在这儿的享受，是我们自己的本领，我们这儿的地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但据我看来，这是并不尽然的，何以故？谁给我们的特殊学习机会，而使得我们大学毕业？谁给我们所必需的外汇，因之可以出国学习。还不是我们胼手胝足的同胞吗？还不是我们千辛万苦的父母吗？受了同胞们的血汗栽培，成为人材之后，不为他们服务，这如何可以谓之公平？如何可以谓之合理？朋友们，我们不能过河拆桥，我们应当认清：我们既然得到了优越的权利，我们就应当尽我们应尽的义务，尤其是聪明能干的朋友们，我们应当负担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前巨大的人民的任务！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新生的祖国，怎样在伟大胜利基础上继续迈进！今年元旦新华社的《新年献词》告诉我们说：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伟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击破了中外反动派的和平攻势，扫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匪帮……，解放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赢得了战争的基本胜利。这一年，全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人物举行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国家根本大法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不但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而且受到了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普遍欢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都迅速和我国建立平等友好的邦交。这一年，我们解放了和管理了全国的大城市和广大乡村，在这些地方迅速地建立了初步的革命秩序，镇压了反革命活动，并初步地发动和组织了劳动群众。在许多城市中已经召集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许多乡村中，已经肃清了土匪，推行了合理负担政策，展开了减租减息和反恶

霸运动。这一年，我们克服了敌人的破坏封锁和严重的旱灾、水灾所加给我们的困难。在财政收支不平衡的条件下，尽可能地进行了恢复生产和交通的工作，并已得到了相当成绩……

    中国是在迅速的进步着，一九四九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在一九五〇年，我们有了比一九四九年好得多的条件，因此我们所将要得到的成绩，也会比我们现在所预料的更大些、更快些。当武装的敌人在全中国的土地上被肃清以后，当全中国人民的觉悟性和组织性普遍地提高起来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将逐步地脱离长期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并逐步走上幸福的境地了。

    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但也许有朋友说：“我年纪还轻，不妨在此稍待。”但我说：“这也不必。”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

    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一九五〇年二月归国途中

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

必须认识攻打科学堡垒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应该象军队打仗，要拿下一个火力顽强的堡垒一样，不仅依靠猛冲猛打，还要懂得战略战术.向科学进军不但要求有大胆的想象力，永不满足于现有的成就，而且要踏踏实实从眼前的细小的工作做起，付出长期的艰苦劳动.听说许多大学毕业的青年同志正在订计划，要在若干年内争取副博士.但我要奉劝大家，不要认为考上副博士就万事大吉，也不要认为将来再努一把力考上个博士就不再需要搞研究了.不，科学研究工作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我们的任务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幸福社会，是要探索宇宙的一切奥秘，使大自然力为人类服务，而这个事业是永无尽止的.若单靠冲几个月或者两三年，就歇手不干，那是很难指望有什么良好成绩的；即或能作出一些成绩，也决不可能达到科学的高峰，即使偶有成功总是很有限、极微小的.解放前我们看见不少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一生事业的道路是：由大学毕业而留洋、由留洋而博士、由博士而教授，也许他们在大学时有过一颗爬上科学高峰的雄心，留洋时也曾经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博士论文中也有过一点有价值或有创造性的工作，但一当考上了博士当上了教授，也就适可而止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抛之九霄云外，几十年也拿不出一篇论文来了.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当然那主要是旧社会的罪恶环境造成的.今天我们的环境不同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现在我们可以安心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大力从事科学活动，努力钻研创造.我们的科学事业已成为整个社会主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就不应该再抱着拿科学当“敲门砖”的思想，而应该为自己树立一个最高的标准和目标，刻苦坚持下去，为人民创造的东西越多、越精深才越好.

有些同志之所以缺乏坚持性和顽强性，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碰了钉子，走了弯路，于是就怀疑自己是否有研究科学的才能.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许多有名的科学家和作家，都是经过很多次失败，走过很多弯路才成功的.大家平常看见一个作家写出一本好小说，或者看见一个科学家发表几篇有分量的论文，便都仰慕不已，很想自己能够信手拈来，便成妙谛；一觉醒来，誉满天下.其实，成功的论文和作品只不过是作者们整个创作和研究中的极小部分，甚至这些作品在数量上还不及失败的作品的十分之一.大家看到的只是他成功的作品，而失败的作品是不会公开发表出来的.要知道，一个科学家在他攻克科学堡垒的长征中，失败的次数和经验，远比成功的经验要丰富深刻得多.失败虽然不是什么令人快乐的事情，但也决不应该气馁.在进行研究工作时，某个同志的研究方向不正确，走了些岔路，白费了许多精力，这也是常有的事.但不要紧，你可以再调换一个正确的方向来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吸取失败的教训，总结已有的经验，再继续前进.

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所谓天才就是靠坚持不断的努力.有些同志也许觉得我在数学方面有什么天才，其实从我身上是找不到这种天才的痕迹的.我读小学时，因为成绩不好就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只能拿到一张修业证书.在初中一年级时，我的数学也是经过补考才及格的.但是说来奇怪，从初中二年级以后，就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这就是因为我认识到既然我的资质差些，就应该多用点时间来学习.别人只学一个小时，我就学两个小时，这样我的数学成绩就不断得到提高.一直到现在我也贯彻这个原则：别人看一篇东西要三小时.我就花三个半小时，经过长时期的劳动积累，就多少可以看出成绩来.并且在基本技巧烂熟之后，往往能够一个钟头就看完一篇人家看十天半月也解不透的文章.所以，前一段时间的加倍努力，在后一段时间内却收得预想不到的效果.是的，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